薛国是位于今天山东省境内较著名的古国之一。它从夏代建国起到秦统一六国止，存在于我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年之久。在它存在的两千多年里，曾对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，作出了十分优异的贡献。遗憾的是，人们却早把它忘记了。过去的人们忘记了它，已是无可奈何的事，今后我们不应再把它忘记了。特别是历史工作者，又怎能“数典忘祖”呢。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来说，我们应该把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优秀文化作出贡献的古代民族、各古国以及各个历史人物，给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。这可以说是我们当代历史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。基于这点，我也就不揣浅陋，撰写了此文，敬请史学界的老师和同志们指正！
一、地理环境与居民
薛国故地，在今天的滕州市官桥、张汪和薛城区境内。薛国的地理环境，成书于战国时代的《禹贡》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记载：“海岱及淮惟徐州，淮沂其蠙（bīn），蒙羽其艺，大野既潴（zhū），东原厎平。厥土赤植坟，草木渐包。厥土惟上中，厥赋中中，厥贡惟土五色。羽畎（quán）夏翟，峄阳孤桐。泗滨浮磐，淮夷蠙珠暨鱼。厥篚（fěi）玄纤缟。浮于淮泗，达于河。”从这条资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薛地，确是个有山、有水，有丘陵和平原，而且是水陆交通都非常方便的好地方。
有人可能要问，《禹贡》这条资料里不是说的徐州吗？对，是说的“徐州”。但是，应该知道，《禹贡》里的徐州就是“薛”。《后汉书·地理志·郡国二》说：“薛本国，六国时曰徐州。”
《禹贡》记载的薛国的地理环境，战国时代的情景，能与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情况一样吗？我们说，相差不多。因为从三代到战国，人烟稀少，可耕的荒地很多，人们尚未有毁林开荒的要求，森林破坏不大，生态尚能保持相对的平衡。前几年，我们曾亲到薛这个地方看过，在薛地的东面，确有绵亘不断的群山，林牧业十分发达；它的西面有滔滔不绝的泗水，贯穿四个湖而南达江淮，北连济漯和黄河，舟楫交通非常方便；它的中部一片平原，有方百里的沃野，薛河横卧境内，自东向西流入微山湖，不仅便于灌溉，又利于防洪排涝，很宜于农业的发展。经过两千多年人为的破坏，其自然环境尚且如此之好，想当年未破坏时，这里的环境不是更优越吗？“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，它当然影响到社会发展——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。”（《联共（布）党史简明教程》中文版132页）薛这个地方的原始居民，在这块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里，其发展速度，确比周围其它地区要快。约在夏代，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。
我们再概括的说说薛这个地方的原始居民。我国古代史籍对薛地原始居民的先祖问题，有以下两种不同的记载：第一，罗泌的《路史》说：“薛之先祖出自黄帝。黄帝少子禺阳受封于任，为任姓。”地方志书多袭用此说。第二，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说：“帝俊生禺号，禺号生徭梁，徭梁生番禹，是始为舟。番禹生奚仲，奚仲生吉光。吉光是始以木为车。”以上两条史料，前者说薛之先祖是黄帝，后者说薛之先祖是帝俊。其实。这些都是司马迁所说的“其言不雅训，缙绅先生难言之”的事。在今天来说仍难以考定。但是，在古籍里也有一条相同的记载：它们都承认奚仲是薛先祖，而且也都承认“奚仲居薛”。薛这个地方至今尚存有不少有关奚仲的遗址。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九说：“奚公山在（滕）县东南六十六里，奚仲初造车于此。”《滕县志·古迹考》说：“薛城，……古奚仲所封国。”除此之外，还有奚仲墓、仲虺墓等等。在群众中仍有不少关于奚仲的传说。这些足以证明薛实系奚仲居地。在奚仲居地周围，统统是东夷族的支系，难道在这些东夷族的中心地带，会有别的氏族在这里生息发展吗？按理来说是不会的。今就奚仲的邻居们的情况来看，《山海经》说奚仲是帝俊的后代倒有可能。俊、舜、甲骨文的“高祖夔”，王国维、郭沫若均认为是一个人（神），也就是鼎鼎大名的“虞舜”。孟子说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也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。袁珂说：“帝俊亦殷人所祀上帝。”（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）殷，也是东夷之人。由此可知，以奚仲为首的薛族，也和他的四邻一样，同为东夷族的苗裔。近几年，我国考古工作者，在古薛国境内，发现了好几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，我们认为，以奚仲为首的薛族，很有可能就是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人们的后代（大汶口和龙山文化，考古学界认为就是东夷文化）。
二、薛在夏、商两代的贡献
（一）发明舟、车；（二）帮助夏、商两代建国。谨概述如下：
《山海经》第十八《海内经》说：“番禹是始为舟。番禹生奚仲，奚仲生吉光，吉光是始以木为车。”郭璞注云：“《世本》云：‘奚仲作车。’此言吉光，明其父子共创作意，是以互称之。”《说文解字》第十四说：“车，夏后时奚仲所造。”《管子·形势解篇》说：“奚仲之为车也，方圆曲直，皆中规矩钩绳，故机旋相得，用之牢利，成器坚固。”《左传》定公元年“薛宰曰：‘薛之皇祖奚仲居薛，以为夏车正。’……”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九说：“奚公山在（滕）县东南六十六里，奚仲初造车于此。”以上资料说明两个问题：第一，说明奚仲父子确为我国最早创造舟、车的人；第二，说明薛确是我国最早的制造舟、车的重要基地。制造舟、车，在古代来说是一种尖端技术。《考工记》说：“一器而百工聚焉者车为多”。这即说明制造车子乃是个综合性的科技工作。这种工作没有很高的数学和力学知识，想使所造的车子达到“机旋相得，用之牢利，成器坚固”的水平，是不可能的。奚仲父子为首的薛族人民会造舟、车，在古代史上所产生的影响，可以说，比近代发明的火车、轮船还要巨大。由于车子的出现，大大促进了很多生产工具的改革，有不少旋转式的器物都按车子的原理创造出来的。如缫丝用的工具叫缫车，纺纱用的工具叫纺车，纺绳用的工具叫拧车，制陶器用的工具叫轮车，此外还有轧车、搅车、水车、风车等等。生产工具的改进，便大大的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由此可见，以奚仲父子为首的薛，对古代的贡献是多么巨大的了。
春秋时期的薛宰，说他的皇祖奚仲做过夏代的“车正”，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对薛宰的说法从没有人发生过怀疑，足见这一说法是可靠的。何谓“车正”？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交通部长或制造舟、车的总工程师。夏后氏有奚仲做他们的“车正”，他们就能够充分利用薛族人民的舟、车之力，发展壮大自己。夏后氏之所以很快地把势力范围由中原扩展到江淮中下游，并把各地不同文化迅速地沟通起来，建立了比较统一的夏文化，创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大王国，是与奚仲为首的薛族人民的舟、车之力分不开的。薛族人民对夏王朝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，历史又怎能把他们埋没呢？
薛对商代的贡献。史载：奚仲的十二世孙仲虺，曾积极地参加了成汤的革命，并还替汤制定了一个正确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——《仲虺之诰》。《尚书》卷八说：“汤归至夏，至于大垧，仲虺作诰。”《左传》定公元年：“仲虺居薛，以为汤左相。”《史记·殷本纪》“于是诸侯毕（必）服，汤乃践天子位，平定海内。汤归至泰卷（陶），中垒作诰。”中垒即仲虺。根据荆三林先生的《殷商源流考》来看，薛当时正处于商起家和建国的中心地带。以仲虺为首的薛，能积极地参加“革除夏命”的活动，对于商王朝的建立、巩固与发展确乎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毛泽东同志说：“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。”《仲虺之诰》可以说就是商王朝的生命。遗憾的是，仲虺所作的诰，原文已经看不到了。后人根据古代传说所整理的《仲虺之诰》，还保留在《尚书》一书里。在这份《仲虺之诰》里，还可窥见原始的《仲虺之诰》的一点影子。谨将后人所整理的《仲虺之诰》抄在下面，以供参考。其原文如下：
“成汤放桀于南巢，惟有惭德，曰：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。仲虺乃作诰（gào，古代帝王对臣子的命令）曰：呜呼!惟天生民有欲，无主乃乱。惟天生聪明乂（yì，治理）。有夏昏德，民坠涂炭。天乃锡（赐）王勇智，表正万邦，缵（zuǎn，继承）禹旧服。兹率厥典，奉若天命。夏王有罪，矫诬上天，以布命于下。帝用不臧（zāng，美善），式商受命，用爽厥师，简贤附势，实繁有徒。肇（zhào，始也）我邦于有夏，若苗之有莠，若粟之有秕。大小战战，罔（wǎng，无）不惧于非辜，矧（shěn，况且）予之德，言足听闻。惟王不迩声色，不殖货利。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，用人惟己，改过不吝，克宽克仁，彰信兆民。
乃葛伯仇饷，初征自葛，东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，曰：奚独后予！攸徂（cú，住所）之民，室家相庆，曰：徯（xī，等待）后予！后来其苏。民之戴商，厥惟旧哉。佑贤辅德，显忠遂良。兼弱攻昧，取乱侮亡，推亡固存，邦乃其昌。德日新，万邦惟怀，志自满，九族乃离。王懋昭大德，建中于民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垂裕后昆。予（我）闻曰：能自得师者王，谓人莫己若者亡。好问则裕，自用则小。鸣呼！慎厥终，惟其始。殖有礼，覆昏暴。钦崇天道，永保天命。”
这个文件，不仅简要地指出了夏桀腐败的一生以及他灭亡的主要原因，并且扼要地说明了汤的优秀品德和汤成功的主要经验。同时，还恳切地劝告成汤以及汤的子孙们，应该如何立身、主政、用人、接物等等，其具体措施都是十分正确的。汤有了仲虺这样一个赤胆忠心的“左相”，不仅使商兴旺发达起来，并使其子孙享国六百年之久。
三、薛在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地位
西周时期，史籍对薛国的情况没有什么记载。但是，这不能说它就不存在了。据近年来在薛国故城一带发现的商代和春秋时期的墓葬来看，说明薛国在西周仍然在不停地发展着。西周初期的势力未越过今天的豫西，如周初的封国多在关中和河南一带，后来才向东方推移。当时，他们对东方各国的事知之甚少，史籍无从记载。在西周势力逐渐控制了东方各国之后，周便把东夷族建立的众多小国，一般的都封为子爵，但对薛却很特别：封薛为侯爵和伯爵，其地位与郑国相同。
至春秋时期，史书对薛的记载多了起来，仅见于《春秋》经、传里的资料计达40条之多。通过这些史料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薛在“春秋三十六国”中，还是较著名的一个。鲁隐公十一年，“滕薛争长”。当时鲁侯虽长滕侯，但在《春秋》经、传里，凡提到薛的地方，仍称之曰“伯”，而多称滕侯为“子”。在春秋242年的历史中，薛在国际事务中非常活跃，光参加诸侯盟会，就有24次之多。这可以看到，它的地位不仅高于其它小国，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很大影响，特别在文化上更高于其它国家。春秋时代的学者曾有这样一个评论，“薛征于人，宋征于鬼。”（《左传》定公元年）说明薛国高于宋国。前几年在薛城发现的春秋时代的一套完整铜器（礼器），从它的制作型制和纹饰来看，其技艺都还高于同时代各国的青铜器。这也证明，薛国的文化确乎较周围各国先进。
到春秋晚期，薛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在这期间，北方的齐、鲁，东南的吴、越，西南的楚、宋，西方的秦与西北方的晋，都已强大起来，而间于这些强国之中的薛国，从此一筹莫展。周围这些强国都把在经济、文化上高度发展的薛看成是块肥肉，馋涎三尺。公元前481年，齐国乘机将薛国占领。如《春秋》所记：“哀公十四年，齐陈恒（即田常）执其君，置舒州。”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说：“简公出奔，田氏之徒，追执简公于徐州。”《史记·索隐》注曰：“舒者。徐也。徐州在薛县。”这些史料都说明薛国被灭了，并改名为徐州。（《禹贡》里的徐州，就是在薛这个基础上放大的）。自此之后，薛国即由一个独立的小国变成了齐国的下邑。
四、薛地的重新兴起和灭亡
薛这个地方，自夏、商以来就是古代中国东部水、陆交通的中心地带和制造车、船的重要基地。到了春秋末年，诸侯们都看中了这个地方，所以这里就成了“兵家必争之地”。公元前473年，越王“勾践已平吴，乃以兵渡淮，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”（《史记·越世家》），这里所说的徐州就是薛。因为薛可通过泗水，南下江淮而挞荆楚和吴越；逆流而上，可控齐鲁和燕晋。由于薛这个地方可以左右各国，薛地的政治地位、战略地位就更高了。各国常到这里盟会。梁惠王、齐威王以及楚、曹等国也都曾占有过当时名为徐州的薛。但从《春秋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书来看，薛绝大部分时间均为齐所有。齐威王曾封他的少子田婴于薛，称薛公（《战国策·齐策》）。“婴卒，谥为靖郭君。而文果代立于薛，是为孟尝君”（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）。
薛这个地方，在整个战国时期很少有平静的时候。据《竹书纪年》和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记载：“宣王九年，田婴相齐，齐宣王与魏襄王会于徐州而相王也。楚威王闻之，怒田婴。明年，楚伐败齐师于徐州。”《战国策·齐策》也有同样的记载：“楚威王战于徐州。”《吕氏春秋·首时篇》说：“齐以东帝困于天下，而鲁取徐州。”这条史料说明，在齐时，徐州的首府薛，也曾一度为鲁国所占有。
田婴主管的薛，一方面由于不断战争，另一方面也由于田婴的腐败和守旧，薛国的文化发展非常缓慢。田婴死后，其子田文继位（田文即孟尝君），便一反其父之所为，积极利用地利、人和这两个有利条件，对薛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其措施大略如下：①“礼贤下士”。采用了新的用人办法。“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，皆归孟尝君。孟尝君舍业厚遇之，以故倾天下之士”（《史记·孟尝君传》）。这些人才对薛的兴起，起了巨大作用。②治民以义为本。减轻剥削，“焚债券”，“以债赐诸民，民称万岁”（《齐策·齐人有冯谖者》）。民众的拥护，使薛得以岿然屹立于诸侯之间。③加强军事防御，增修了周长二十八里的薛城。教民勇于征战，故“闾里率多暴桀子弟”（《史记·孟尝君传》），诸侯不敢轻易犯境。经过孟尝君的改革，薛国又重新兴盛起来。齐湣王死后，“孟尝君中立于诸侯，无所属”。当时孟尝君名震天下，不可一世。遗憾的是“其人存则其政举，其人亡则其政息”。孟尝君死后，诸子争立，齐、魏乘机联兵灭亡了这个正在兴起的薛国。其后，又为楚国占有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在薛国这个地方，设置了薛郡，作为独立政权的薛国，便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五、文后赘语
薛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早熟而发展迟缓的国家。它早熟而发展迟缓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据我看，多半与它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。地理环境优越，易于丰衣足食，进行文化教育有条件，所以民智开化就早。
古人云：“福兮祸所伏”。福里面含有祸患，好的一面，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坏的一面。易于丰衣足食是个好事，但是“富岁子弟多懒”，进取心差，使薛的发展就迟缓下来了。等到它的四邻把广阔的荒地开垦起来，变成了泱泱大国之后，就把薛牢牢地围困在中间了。从此，薛便丧失了开疆扩土的一切可能，发展更加受到了限制，遂慢慢地落后下来。由于落后，故常常挨打。内外压榨，迫使民众常铤而走险，社会秩序遭到破坏，生产无法进行。到孟尝君把薛与齐联结在一块，并进行全面改革后，薛才又复兴起来了。可惜的是，仅昙花一现而已。
薛的复兴和灭亡，原因固然很多，其中，孟尝君的个人作用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当孟尝君与士民同甘苦、共忧乐、励精图治、进行改革之际，薛很快地振兴起来。后来，他傲慢起来了，在对内对外的事务中，变得不慎重了，故出现很多重大错误。如他在处理外交问题上，始终分辨不清敌友，故朝秦而暮楚。他既想结识秦昭王，“入秦为相”（《战国策·齐策》），又联合韩魏攻秦伐楚。他的门客曾说：“齐秦雌雄之国也，势不能两立而为雄。”（注：同上）但孟尝君始终不予理睬，而且还使齐与秦联合起来，任意宰割邻近小国，终于孤立了自己。除此之外，在外交上，据《史记·孟尝君列传》说：“孟尝君过赵，赵平原君客之。赵人闻孟尝君贤，出观之，皆笑曰：‘始以薛公为魁然也，今视之，乃渺小人丈夫耳’。孟尝君闻之，怒。客与俱者下，斫击杀数百人，遂灭一县以去。”为了一点小事而动杀机，不惜破坏与赵的友好关系，这哪里还有什么政治家的风度呢！
孟尝君对内部事务，错误更加严重，最主要的是：“西合于秦、赵，与燕共伐破齐”（《史记·孟尝君传》）。齐是他的父母之邦，竟因一朝之愤而毁其根本，这是不能宽恕的罪过。历史曾明确的表明：“率其子弟，攻其父母，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而且也“未有弃亲即异，危其根本，而能全躯长世者”（王粲《为刘荆州谏袁谭书》）。换句话说：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”从这些道理来看，孟尝君想使其子孙长治久安，已是根本不可能的了。论者常把薛的灭亡，归罪于孟尝君的不肖之子，这个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不是根本原因。俗话说：“无本之木，难得复荣。”纵令孟尝君的诸子都像汤武，也无能为力了。
本来也可以“霸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薛国，竟因孟尝君的失误，而功败垂成。真可说是万古憾事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