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孙弘（公元前200—公元前121年），字季，西汉薛邑人。公孙弘经历复杂，一生坎坷，属大器晚成。“少时为吏，有罪，免”，后又因“家贫，牧豕海上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，下同，不注）。40岁时，开始读《春秋公羊传》。经过一番苦读，成为一名饱学儒士。公元前140年，已经60岁的公孙弘，以贤良文学之名被汉武帝征为博士。
元光五年（公元前130年），公孙弘第二次被淄川国举荐应贤良文学赴京对策。汉武帝出的题目内容是，上古尧舜时为什么风调雨顺，风俗淳朴，政治清明？要“贤良文学”们从“天文地理人事之纪”做出回答。公孙弘在对策中提出“治民之本”八条。由于公孙弘的对策平常，而被“太常奏弘第居下”，但汉武帝十分赏识，将其从下第拔擢（ｚｈｕó，提拔）为第一。召见时，又见公孙弘“容貌甚丽”，非常满意，由是再次拜为博士，待诏金马门，以备顾问。
此后，公孙弘再次上书武帝：“……臣闻周公旦治天下，期年而变，三年而化，五年而定。惟陛下之所志。”公孙弘已经以周公自居，气势完全不像年近七十岁的老人，所以武帝不由追问他“弘之才能自视孰与周公贤？”公孙弘只得应对说：“愚臣浅薄，安敢比材于周公！虽然，愚心晓然见治道之可以然也。夫虎豹马牛、禽兽之不可制者也，及其教训服习之，至可牵持驾服，唯人之从。……人之于利害好恶，岂比禽兽木石之类哉？期年而变，臣弘尚窃迟之。”公孙弘慷慨激昂的话语，赢得汉武帝的加倍赏识，因而官运亨通，次年即晋升左内史，成为主持京师政务的重要官员之一。元朔三年（公元前126年），又晋升为御史大夫，次年任丞相，封平津侯，位极人臣。
从元光五年（公元前130年）第二次被征为博士，到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卒于丞相任上，前后十个年头。其间任博士、左内史约四年，任御史大夫二年，任丞相四年。十年间，公孙弘作为东汉初政坛上的一名重要人物，其政治作为主要是：元光五年（公元前130年），汉武帝实施通西南夷的计划，“巴蜀苦之”。公孙弘应武帝之命前往视察，“还奏事，盛毁西南夷无所用，上不听。”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，汉武帝接受东夷秽君南闾的归诚，在今日朝鲜半岛中部设置苍海郡。第二年，卫青等对匈奴的征伐中收复河南地，置朔方、五原郡。公孙弘对汉武帝向周边少数民族用兵不以为然，“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”。他只是看到了汉武帝拓边政策的负面影响，即给国家财政带来危机，给黎民百姓带来灾难，因而皆持反对态度。但是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汉武帝拓边政策，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一方面，解除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对汉帝国边塞地区的袭扰，开拓了疆域；另一方面，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，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。公孙弘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立场，显示了儒学政治家保守有余、进取不足的品性，缺乏远大政治眼光。
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，在处理大游侠郭解一案上，公孙弘主张杀无赦。他认为：“解布衣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（ｙá ｚì，发怒瞪眼）杀人，解不知，此罪甚于解知杀之。当大逆无道”（《汉书·游侠传》）。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，杀掉了郭解及其全家。游侠是春秋战国以来社会上引人注目的群体，他们以武犯禁，无视国家法规，如果任其存在，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。公孙弘在此问题上的立场，后世史学家对此多持肯定态度。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，公孙弘提出一项禁民挟弓弩的建议，汉武帝听从时任光禄大夫侍中的吾丘寿王的不同意见而给予否定。事实上，公孙弘的出发点是为了防范民众对朝廷的反叛，对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六月，公孙弘等提出兴学、置博士弟子、任儒生为官等建议，得到汉武帝的认可。从此为广大儒生进入仕途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，为儒学越来越多地影响政治进而在中国逐渐占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。对于这一新的人才选育制度的形成，公孙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。
公孙弘作为一代儒者，在儒学方面有《公孙弘十篇》，已佚；在中国儒学史，特别是两汉经学史上，公孙弘仍然有其独特的地位。首先，公孙弘四十始治《春秋》，以举贤良文学对策起家，在耄耋之年步入政坛，最后做到宰相，位列三公。其入仕轨迹告诉人们尤其是儒者，读经是入仕的门径和晋身的阶梯，使“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！”（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，为儒学政治地位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。此后，大批的饱学之士步入政坛，承担了越来越繁重的政务，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。其次，在公孙弘等一批儒者的共同努力下，西汉的统治思想完成了由汉初“黄老之学”到武帝时儒学的转变，实现了儒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，对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公孙弘以布衣起家，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，在贵为丞相后，仍“食一肉，脱粟饭”。事后母孝谨，又性格外向，知识面广，为人谦恭，礼贤下士。还仗义疏财，救济贫寒，以致自己“家无所余”，因而赢得了颇好的口碑。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写《汉书》，盛赞武帝时人才辈出，在所举出的14类27个代表人物中，公孙弘列在儒雅第一。(来源：官桥镇文化站）
